微法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中国劳动保障报社主办《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杂志（月刊）2018年第6期刊发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一篇题为《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的署名文章。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人口形势越来越严峻，呈现三个下降、一个上升、一个收缩的趋势。”文章指出，“其中三个下降趋势，第一是出生率下降，201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6年这一数据为12.95‰；第二是出生规模下降， 2017年新生婴儿数比2016年少了63万，相当于新生婴儿少了4%；第三是生育率下降，2016年我国的生育率只有1.24，2017年生育率可能在1.2左右。”
文章称，“一个上升指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2017年，全国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09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60周岁以上人口和65周岁以上人口都比上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一个收缩指的是，经济主力人口继续萎缩。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降低，去年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074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65.6%。”
周天勇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因为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目前我国人口形成了少子化加快、老龄化加剧、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格局，前景不容乐观。”
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周天勇认为，“主要是二胎和多胎育龄妇女资源急剧萎缩。那些愿意生育二胎的育龄妇女在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集中生育，而2017年下半年，二胎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了。究其原因，就业难，教育、医疗、住房等费用贵，以及托儿所和幼儿园供给少，都是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二胎的重要原因。”
在周天勇看来，“未来5年，我国青年人口将减少3000万左右，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较大。我国有可能呈现出更快的老龄化速度，甚至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更快，比例更高。老龄化加快，将使经济增长放缓压力进一步加大，养老金负担会越来越严重，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压力和风险也不断加大。”
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天勇在上述文章中呼吁“应当尽快研究制定促进人口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应当紧急彻底全面放开生育，取消一胎生育准生制。计生人员由财政安置，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过去的也不再追缴。此举无需支付成本，但却是改善国民经济、顺民心的一项改革措施。对生育了二胎的家庭，应适当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从而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同时，过往的生育管制是当前人口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国家应当对此进行矫正，由国家兴办义务托儿所和幼儿园，以降低和消除生育要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
“农村土地财产使用权、增量土地产权改革，增加淡水改造土地林地等扩大发展空间的技术工程和改革应当加快，在农村人口老龄化还不太严峻时，完成改革，发挥活力，创造和积累财富。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改革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而效果将会大为降低。
“养老保险应尽快集中统一到中央征收管理，划转国有资产和收益补充养老金，并且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可能要拿出来划转为养老金。对于农村青出老回的老人，完善农村医疗体制；尽快推进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制度改革，国家成立专门的与农村土地资产有关的银行，一些农村老人可以将土地反向抵押养老。”
“总之，必须未雨绸缪，尽快研究设计国家、家庭、个人、资产等组合的养老金来源模式，防止出现因养老金巨额缺口，影响财政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文章最后总结说。可怕的“人口危机”年轻人连一胎都不想生了


尽管二胎政策已经放开两年，但中国的生育率还是出现了走低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与生育率分别为1723万人和12.43‰，两个指标双双下跌，其中出生人口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数值（参见表1）。



面对这种生育断崖，前不久，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名为《拿什么来“唤醒”生育预期》的文章，以航拍的视角，对全球各国的低生育率与应对措施进行了剖析，结尾喊出“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彰显出对国家人口前景的忧虑。
我们老是说低生育率会带来“人口危机”，那么我们挂在嘴边的“人口危机”究竟危的是什么呢？
让人忧心的人口出生率
或许有人会问，我们泱泱大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且不说看似遥不可及的“人口危机”，就算眼前出生率低一点，又能掀起多大波澜呢？正是这种想当然的心态，让他们看不清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与将要发生的人口形势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呈现出日渐严重的老龄化态势。
所谓老龄化，是指一个地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如果65岁以上的老人所占比重超过7%，就意味着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参考这一标准，早在本世纪伊始，我国人口结构就已经具备了老龄化社会的特征，而后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更是节节攀升，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数值已然达到10.8%（参见图1）。


与之相对应的是，年轻人群所占比重正在逐年降低。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0岁～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由2002年的22.4%下降至2016年的16.6%（参见图2）。此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2%。
放眼全球，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整体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9%，但如今每年的新生儿已不到世界的12%，而当前这一下跌趋势仍在持续。


基于上述事实，联合国人口署近日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中，赫然写着：预计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将出现“倒V型”反转，届时最低人口预测值为6.13亿，其中可能有超过一半的老人（参见图3）。



或许这一预测略显悲观，但必须引起重视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愈陷愈深与年轻群体的日趋萎缩，至少会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到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
第一，年轻一代或将面临严重的养老危机。
养老金的巨额缺口从来都是社会性难题。按照当前的养老金制度，现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一部分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养老，另一部分则积累起来用于自己以后养老。然而，在实际发放养老金的过程中，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越来越不够用，需要动用个人积累的部分来填补资金缺口。到头来，现在的年轻人退休后并没有攒下多少养老金，而届时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提供的资金，又不足以撑起退休老年人的日常开销。
第二，人口红利渐失或将制约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
人口红利在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庞大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自2012年起，我国15岁～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此后便再无反弹迹象，这标志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与人口红利的结束。几乎同时，我国经济“三期叠加”与新常态相继到来，这绝非巧合。而未来劳动适龄人口的进一步削减，或将进一步为国民经济的下行施加压力。
所以说，提高人口出生率，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正因为如此，“二胎政策”已全面放开，其目的也是鼓励老百姓多生育。可结果呢？
为何“养娃不如养蛙”？
结果看似不错，实则略显尴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且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这说明“二孩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反观2017年全年出生的总人口与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723万人和12.43‰，二者同比均呈下降态势。这说明二胎虽然在增多，但新生儿总数实际上是减少的。
原因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连一胎都不生了。
最近，一款爆火的养蛙游戏在不少人的朋友圈里刷屏了，据说人们可以通过“养蛙”的过程来体验一把为人父母的感觉。谁知，随着“养蛙”热情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养娃不如养蛙”的声音。他们认为，养青蛙再简单不过了，你只需要看着它乖乖地替你周游世界，读书写字交友睡觉，从来不会淘气捣乱玩消失，就连四处旅行都会从世界各地寄明信片给你。


可养孩子就是一件大事了，且不提做父母的需要花费很多心血和精力，单说养娃成本这一项，就足以让无数人望而却步。在种种支出的压力下，人们越来越不敢生孩子了，甚至有人说：“在中国，每生一个孩子就是放弃了一次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
我们不妨简单算一笔经济账，看看养一个孩子到底需要多少花销（参见表2）：


上表2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从怀孕到孩子上大学的各个阶段，父母所需要付出的开支明细。然而，这份总计近50万元的账目单，充其量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基本水平。事实上，还有很多可能的环节没有计算在内，比如以下三点
1. 大学毕业后，不少孩子并不急着参加工作，而是通过考研或出国留学来继续深造，预计花费10万元～80万元；
2. 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会购买学区房，预计花费300万元起，上不封顶；
3. 如果考虑到生二胎……
可能有人会说，各个家庭养娃的方式不同，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要被“富养”。
此言不假，但不知各位读者是否注意到，以上各种开销中，教育支出占据了“半壁江山”。对中国的绝大多数父母来说，房贷还款、保险支出、投资理财及退休储备等财务需求，都没有子女教育支出来得刚性。
根据汇丰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教育的价值：未来的基础》所述，中国内地父母对子女教育经费的重视程度名列全球第一，这也侧面证实子女教育方面的成本难有压缩空间。正所谓“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试问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呢？
这样看来，以教育支出为核心的养娃成本居高不下已是既定事实，如果没有积攒足够的家底，人们还真不敢随便生孩子。
有多少人是零储蓄？
积攒足够的家底，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不轻松。环顾自身，我们会发现，每个月的收入不菲，甚至已经完全达到了中产阶层的水平，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用网络流行语来说，“月入3万，活得却像月入3千”。
这种状态听起来似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然而，这确实是当前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对于很多中产收入人士来说，即便在大城市里已经成为有房一族，但在沉重的房贷负担面前，也只能一声叹息。
以北京为例，贷款300万元买房，每个月还2万元，持续30年，这种剧情已是稀松平常。而去掉房贷，再减掉其他方面的日常开销，他们会沮丧地发现，这年头想攒点钱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事实上，我国很多居民正处于零储蓄状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仔细分析中国的储蓄结构可以发现：储蓄最多的10%家庭，占据全部储蓄金额的75%；另外35%的家庭被称之为储蓄较多，他们占全部储蓄金额的25%；最后，剩下55%的家庭的储蓄是多少呢？答案是：几乎为零。
换句话说，在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是银行无存款、家中没闲钱。零储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稍有危机（如生一场大病），就可以将一个家庭压得透不过气来。于是，无数年轻人不敢休息，不敢生病，不敢失业……在这种心境下，生孩子的计划要一缓再缓了。
怎样让国人多生娃？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也在导致我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下降：
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让我国育龄妇女人数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具体来说，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也在不断推迟。
另一方面，越来越高的离婚率让不少职业女性的生育观念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醉心于事业发展，而生孩子是事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生育计划也会一再推迟。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还将继续走低。如果放任人口出生率逐步下滑而不去扭转，今天的北欧和希腊，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而“大国空巢”的情况，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
那么，话说回来，想要提高人口出生率，除了“全面二孩”之外，还有什么良方吗？
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别国的相关做法（参见表3）。不过，正所谓“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每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与其国情息息相关，如何通过公共政策鼓励人们生育，并无永恒普世的答案。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些许灵感。


不难发现，其他国家无论采用何种措施，其核心都是减轻家庭负担，并帮助分担一部分养娃成本。
对我国来说，仅靠“全面二孩”政策是不够的，还需因势利导，扭转计划生育政策给国民思想所带来的影响，并着手创造福利条件来缓解年轻人对生育的“胆怯”。或许，我们同样可以从生育奖励与税收优惠等方式中找到提高未来人口出生率的突破口。比如，针对中低收入者，可以通过直接奖励来强化他们的生育愿望，而针对中高收入者，可以在税收方面做做文章。
除了生育政策以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方面的措施都应该进一步完善与跟进，以便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